- 相關推薦
解決“三農”問題不妨做做“農退”文章
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要有新思路。十六大報告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我認為，這本身就是一個在“三農”問題上具有深刻內涵的創見。這一創見，突破了就“三農”問題解決“三農”問題的框框，進一步明確了在現階段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思路必須是著眼社會全局，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倘若離開這個大背景，無視這個總抓手，僅在農業或農村內部搞這樣的調整、那樣的改革是遠不夠的。應該說，這是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正是由于這一思想的啟迪，觸動了我較長時期以來就有所思的一些想法，在“農退”的概念下集合、鮮明了起來。我以為，至少在我們蘇南發達地區，已經可以通過跳出“農”字做“農退”文章來解決“三農”問題了。所謂“農退”文章，具體來講就是：要敢于退出“農耕”，充分利用工業化積累的資本改造傳統農業，發展跨越“糧食安全”的工廠現代農業；要敢于退出“農本”，徹底摒棄“食天農本”的狹隘小農經濟意識，充分利用城市化平臺刷新農村發展的軌跡；要敢于退出“農田”，沖破封閉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更大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和生產力布局，營造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新格局�！稗r退”歸根結底就是要從蘇南地區經濟社會已經較為發達的實際出發，在不放松挖掘農業內部潛力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改革城鄉二元結構，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的轉移，加快縮小農村的地域和減少農民的數量，這樣就為根本解決“三農”問題鋪展開了更為廣闊的通途。一、新時期愈加凸現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村各種深層次矛盾迅速表面化，迫切需要我們貫徹“統籌發展”思想“以退為進”闖出新路子
“九五”期間，我國主要農產品的供求以超乎人們預料的速度實現了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余，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轉折。但在基本實現溫飽目標、農產品供求數量矛盾基本緩解后，一些地區城鄉二元結構的特質很快凸現了出來：一方面，來自于農的初級傳統供給力繼續極大增長，另一方面，當今市場的現實需求卻已更多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層次。于是，現實農村的問題不斷向深層次演化，從經濟、社會運行角度看，至少存在五大現實問題：
（1）農產品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由于長期受過分偏好數量目標的政策影響，加之國內市場體系發育還不充分，價格信號難以發揮對生產的調節作用，致使農產品供給與市場需求不能得到有效平衡和對接。就糧食生產而言，1995年以來連續五年獲得好收成，至1999年底，國家糧食部門的庫存達到了5500億斤，農民人均存糧達到1324斤，扣除生產生活所需，人均余糧在500斤左右，全國農民余糧總量在4500億斤左右，兩項合計，當年我國全社會糧食剩余量達10000億斤，相當于全國一年的總產量。
�。�2）農業勞動力剩余的壓力越來越大。據統計，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這段時間里，我國的鄉鎮企業平均每年可以吸納農村勞動力1260多萬人，到1996年時達到高峰，累計吸納了1.3億元農民身分的工人。但1997年開始減少，當年減了450多萬，次年又減了500多萬，目前又回落到1億多人的水平。2001年底，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江蘇常州市農業勞動力仍占總量的39％，同期全江蘇省為45％，而全國則超過50％。有限耕地上農業勞動力總量居高不下，要么反映為農業勞動效率低下，否則表現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這是農民難以富裕的根本原因。
�。�3）農民收入增長越來越困難。以江蘇常州市為例，1996—1999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加142元，年均增長1.1％，這比1986—1996年平均增幅下降了17.2個百分點；從全國看，從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在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的實際增幅曾高達年均9％，但從1996年往后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幅就跌到了5％以下，其中最低年份為2000年只有2.1％；而就全國的糧食主產區來言，這些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則根本就是下降的。2000年以后，農民人均收入雖出現了整體回升，但要持續較快增長難度很大。
�。�4）農村社會管理系統越來越不能適應農村發展的要求。鄉（鎮）、村兩級組織雖然是一級政府和法定的村民自治組織，但職能和行為實際上都偏重于社區內部行政管理，在組織和引導農民進入城鎮、進入市場、提高社會保障和實現充分就業等方面則顯得力不從心、辦法不多，明顯不適應農民的要求。因此，農村中普遍反映，現在農民有“六缺”：發展生產缺技術、進入市場缺引導、產品加工缺企業、項目經營缺資金、土地承包缺穩定、致富增收缺門路。這“六缺”，較大程度上反映了農村群眾眼下的迷惘和窘困。
（5）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越來越適應不了市場經濟的要求。長期以來，受“農本”、“糧綱”思想的支配，我國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措施，過于集中在對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保護上，而又因我國以家戶為主的小農經濟面廣量大且生產效率很低，致使政府雖然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農村經濟卻始終未能得到有效的轉型，農村發展急需的基礎設施投入欠帳越積越多。到目前為止，我國農業仍然屬于弱質產業，農民仍然處于弱勢群體，農村地位在向弱化滑坡，這就不能不引起黨和人民憂心忡忡。
值得注意的是，新時期“三農”工作中遇到的這些令人揪心的問題，已經無法再用傳統的領域內分析的方法來給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束縛農民種田務農積極性的生產關系已經得到了根本的調整，農業耕作的科技水平也已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農村土地對農產品產出的承載能力在成倍地釋放，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而這些都是舉世公認的。那么，為什么當前農村仍會出現上述問題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新時期愈益凸顯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三農”問題已經越出了它本來的范疇，在更深的層次上產生了矛盾碰撞。這種深層次的矛盾碰撞，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農民身份與居民身份的矛盾碰撞�，F階段“農民”并非是一種職業的稱謂，它主要是一種身份的稱謂。被稱作“農民”的人，僅僅表明他不具有市鎮居民的身份，即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政策規定的種種福利與補貼，而與他們具體從事的職業，實在沒有多少聯系。這種嚴格的身份管理制度，盡管當初有其形成的充分理由，但在自身發展中客觀上卻造成了兩個嚴重后果，其一是導致目前國內消費需求不足，進而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和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其二是阻隔了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生產要素流動和重組，使農村和農民失去了大量的發展機會。
二是農業貢獻轉型與工業化進程的矛盾碰撞。經濟學家把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概括為四大貢獻：產品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和外匯貢獻。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這些貢獻的效能是不一樣的，處于不同調整和轉換之中。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農業的市場貢獻上升到首要位置，這種市場貢獻是由農產品與非農產品交換所產生的經濟聯系、工業化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不斷吸納及由此增加的社會購買力兩大途徑實現的。換句話說，如果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幅度大，則農業市場貢獻份額就大，反之就小。從現實情況分析，由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民購買力萎縮，工業品的消費增長乏力且波動很大。因此，在工業化中后期，如果還是一味強調農業的產品貢獻、要素貢獻（或資金貢獻），而忽視吸納農業剩余勞動
【解決“三農”問題不妨做做“農退”文章】相關文章：
研究新農合基金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03-19
論農行股改《《面向三農》》的財稅體系12-07
《陳旉農書》與“三才”理論-《陳旉農書》與《齊民要術》農學03-18
淺析弗農的循環發展理論03-24
服務“三農”的區域性電子商務模式研究03-21
管理的核心是解決人的問題03-18
“重農抑商”思想嬗變的博弈分析03-25
淺談裝飾教學需要解決的問題03-01
探討裝飾教學需要解決的問題03-20